世家大族对科举这一“干部竞聘”人事制度改革的攻讦从未止息，而“进士无行”(靠舞文弄墨进入公司管理层后却并不擅长公司管理)的客观劣势也逐渐暴露，但大唐公司以“进士科”为代表的“干部竞聘”制度却始终屹立不倒。为何？

这一篇聚焦“科举竞聘”这一公司人事制度改革对大唐以及其后的公司格局的实质性作用和影响。

废不掉的低效人才选拔法

帝国公司的“干部竞聘”人事制度改革，初起时虽然科目五花八门，但经过一番筛汰后，最终只剩下了“明经”与“进士”两大科———“明经科”背靠的是职业经理人集团的家学传承，而“进士科”则依托于普通员工庞大的群众基础。

明经科，考传统政治范畴内的填空题及名词解释，是娴熟传统政治、稳重有余而文采不足的士族子弟之最爱;而进士科主要考文学才华，因应试全无门槛，遂成为寒门庶族子弟的首选。

然而，帝国公司的领导干部岗位总是有限的，提拔干部究竟是更看重“院校”、“文凭”、“专业”(世家大族子弟具备和擅长的)，还是更看重一考定终身的“竞聘成绩”(科举考试的文学才华)？管理岗位上，到底该提拔娴熟于帝国公司经营实务的“明经科”政治家们，还是成天奢谈聒噪的“进士科”文学家们？

大唐一朝，对此问题始终争论不休。在这场争论中，支持“明经科”者一直稳占上风。

政治精英瞧不起舞文弄墨的酸丁，这是早有历史恩怨在焉的。

早在东汉灵帝时，为了对抗成天研究政治(经学)、煽动负面舆论的太学生，掌权的公公们就曾使出釜底抽薪之计，成立了鸿都门学，收罗了一帮没条件参与政治实习的寒门子弟，转而研究文学艺术等和谐科目。为了特别恶心捣乱的太学生们，在公公们的关照下，鸿都门学毕业生的出仕待遇，均远较太学生为优厚———从那以后，学政治的和学文学的，就成了职场上的对手、学术上的冤家。

大唐公司不过是又重演了这一幕。

自打帝国公司的董事长推行“干部竞聘”制后，世家子弟的出仕道路立刻变得狭窄起来：除了少数有资格拼爹，能够凭借“祖荫”入仕者外，大多数世家子弟只好选择应考“明经科”，

去挤“干部竞聘”的独木桥———本来这就够让世家大族不满的了，偏生太宗之后又是个“新出门户”的武则天当权，她不但继续在政治上压制世家大族，而且还动辄抡刀子杀人，显而易见是没有道理可讲的了……

好不容易等到玄宗上台，帝国公司又重归稳定，缓过气来的世家大族立刻发动了反攻倒算。在玄宗天宝九年(公元750年)的敕文中，世家大族便借皇帝之口展开进攻：“文学政事，本自异科，求备一人，百中无一。况古来良宰，岂必文人？”给多为寒门子弟出身的进士科文学家们，兜头泼了一盆凉水。

这才仅仅是开始。

唐代宗宝应二年(公元763年)，帝国公司培训部副经理(礼部侍郎)杨绾提出，进士科“重文轻儒”，助长了青年干部苗子的浮华作风，实在要不得。建议将“干部竞聘”改回“组织推荐”的老套路去。

这一提议立刻引起坊间舆论的热议———可不是么？玄宗天宝年间文豪如云，唐诗仙、圣齐出，可还是“词人材硕者众，然将相屡非其人”，最后闹出个“安史之乱”!足见“进士科”乃至整个“干部竞聘”体制，压根就选不出一流的经营管理人才嘛!

杨绾本人虽为世家子弟，但却是个堂堂的进士科出身，又正好是“干部竞聘”项目的主要负责人，所以他的提议极有杀伤力，进士科差点因此被扼杀。

接下来，唐德宗贞元十二年(公元777年)，驸马爷王士平与其妻义阳公主闹婚变，恰好有两个进京报考进士科的寒士无聊，竟将其事谱写成乐曲到处张扬。皇帝大怒之下，又差点废掉进士科。

唐文宗开成元年(公元836年)，世家出身的宰相郑覃屡次请罢进士科，理由是“南北朝多用浮华，所以不治。士以才堪即用，何必文辞？”认为“此科率多轻薄，不必尽用”。而与郑覃同党的中唐名相李德裕，说得更妙：“然朝廷显官，须是公卿子弟。何者？自小便习举业，自熟朝廷间事，台阁仪范，班行准则，不教而自成。寒士纵有出人之才，登第之后，始得一班一级，固不能熟习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