偿债者们

同是“80后”的周玲，一看到手机显示家里拨来的电话就会很害怕。“总觉得会出什么事。”

家里来电话，无非两件事，一是要钱，二是出事了。要钱都还好说，自己没钱可以借，就怕出大事(比如一场大病，或者意外的灾祸)，多年来勉强维系着的生活就会崩溃。

她是湖南浏阳人，在深圳工作，每月领4000元左右的工资。工资的使用分配如下：房租、伙食费、电话费加起来每月1500元，寄给父母1000元生活费，给还在上大学的弟弟1000元生活费。剩下500元，不买衣服、也没有朋友聚餐的情况下能存下来，否则就会月光。

最让她苦恼的是，一年中总有几次同学、朋友从外地来深圳需要接待，那么整个月的工资就分文不剩了。“有时为了几天的生活，要去向同事借一两百元，自己心酸，别人也心酸。”

“老啃族”的困顿与无奈，在周玲身上体现得特别明显。有时父母或者弟弟来电话，要求临时追加一些钱，要么是看病，要么是凑份子参加村里的筑路、修桥、建祠堂，或者购买额外的生活用品，她的生活就会陷入窘迫，有时会急得暗自哭泣。

现在她有了男朋友，郁闷的是，对方的情况几乎就是自己的翻版。“去年他领了大概六七万元的工资，给了家里5万元，盖房子，还是盖房子!”

再过几年，双方父母都老了，小两口面临的将是不见尽头的养老压力。周玲说，是他们生了我，我没有理由抱怨，但有时会想，我宁愿他们不要生我，凭什么我就要过这样的机械性坚持、看不到希望的人生？

过去数十年，农村社会保障缺失。大部分的农村“80后”的父母，过着飘摇的自生自灭的生活，社会保障对于他们而言几乎等同于外星词汇，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子女。在子女成长起来之后，过往的体制性问题造成的历史空白，就自然而然传递到了子女的身上，必须由他们去填补和负担。

社保的双轨制，目前还在遭受强烈的舆论质疑，然而人们似乎都忘记了那些根本与任何一条轨都搭不上边的老去的农民。

罗峰也曾想过，攒下来一点钱，为父母补缴社保，回家一问，一开始每人只要一两万元，现在已经上涨到了8万元。补缴之后，父母每个月可领1000元左右。“一个是买不起了，另一个是，掐着指头一算，这个交易似乎也不合算。”

相互撕裂的逻辑

面对各种来自老家的经济索要，“老啃族”们大多是哑子吃黄连，有苦不能言。一个农村家庭，如果只有一个孩子在城市里工作，那么这个孩子一生都自动放弃了诉苦的权利。

“诉苦，只能给父母更多心理压力，你必须表现得很坚强，就好像什么困难你都有办法对付。”罗峰说。

被“城市化”了，成为了一个市民，这真是一种值得庆幸的结果吗？何东光反问自己。他说，成为一个城市人，真的是我自己想要的吗？我不过是试图通过努力读书改变命运，而在当时，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就是进入城市，在这个过程中我根本没得选择。

对于罗峰、何东光他们而言，现在的“市民”身份，其实是一种伪存在。

在历史欠账无法通过公共政策来弥补、清偿的条件下，率先被“城市化”意味着现实与心理上痛苦的撕裂。

“老啃族”除了力尽所能地养着父母，还面对着许多乡村社会通过父母传递过来的额外负担。前述的筑路、修桥、建祠堂是一部分，此外还有农村的泛家族关系带来的人情负担。

比如表弟上大学要赞助一点费用、姑舅新居入伙要赠送一台电视机、父亲的朋友做大寿要送个贺礼……这些人情债，事实上是父母一代的人际关系产生的，也是以父母的名义送出，但最终还是一分一角都落实到子女身上，成为“养老负担”的一部分。

“有时候真的觉得自己快扛不住了，但你没办法说不。”罗峰说，前年父亲打电话来，说他的“同年”(用某种简单仪式确定的关系很好的同龄朋友)新居入住，想给他送一套客厅沙发的时候，心里的确憋着一股气，想吵架。“我家也正要装修，我自己的沙发还没有着落呢。”

罗峰感觉到，城市和农村，运行着两套完全不同的生活逻辑，彼此之间并不能互相理解，而自己恰巧卡在中间。

长期缺乏保障，子女就是唯一的保障，这是许多农村“80后”的父母共同的现实。谁家有一个在城市里有一份像模像样的工作的子女，就是家里最大的骄傲，父母们就会热衷于夸耀他，就像在夸耀一只源源不断地下蛋的母鸡。

“有时候回到家里，根本跟我没有关系的场合，父亲也要找机会来介绍我一番。”罗峰说，“七八千元收入，在他们眼里是一个高得离谱的数字。别人当然会附和几声，羡慕几眼。”

“但紧跟而来的就是各种麻烦，有人来向你借钱，或者找你办事。这时你怎么办？借吧，没钱，对方借了基本也不打算还;办吧，没那个能力，答应下来不见得办得成。你如果拒绝，在乡下就会迅速形成一个让家里人十分难受的负面舆论场。”

在城市里，你会在物质上尽量低调，有时还会做一些必要的隐匿，然而在农村，是另一套令人头大的逻辑。城市里你常常可以说不，在农村几乎没有说不的机会。在城市的孩子努力去供给在农村的家庭，这几乎就是城市“反哺”农村的唯一形式，然而实质上，这还是农村的“自哺”。

农村诚有不孝子。去年国庆节，71岁的老人杨李氏千里迢迢来到广州投靠儿子，一出火车站就被儿子送进了救助站。这种极端行为，内中当然主要是个人的伦理道德因素使然。

然而在农村，一样存在着许多“80后”青年因为生活压力而对父母不管不顾的案例，这事实上也在从另一个侧面提示着“80后”农村子女及其父母的困境。

“牢骚发过了，责任还在啊。”罗峰拿起手机，咬咬牙拨通了妻子的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