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目前，全国已有30个省(区、市)上调或者宣布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平均涨幅达20%左右。唯一没有公布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方案的重庆市，也已对外表示已有正在审批之中的上调方案，这意味着，年内全国所有省(区、市)普遍实现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已成定局。

但是，对于最低工资制度及其标准调整的争议从来都没有停止，反倒有随着这次全国各地最低工资标准的普遍上调而愈演愈烈的趋势。为何上调最低工资标准的理论和实践存在如此鲜明的反差？

上调最低工资标准

无关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不少人视近期各地大幅度上调最低工资标准的做法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迈出的关键步伐”，这是一种误解，因为最低工资标准调整不过是落实已有制度的常规之举。我国建立最低工资制度始于1993年的《企业最低工资规定》，之后历经《劳动法》的正式确认和《最低工资规定》的进一步完善，而这一轮收入分配制度改革2006年才启动。

两相对比充分说明，一个先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而建立的保障性制度，无论如何不能纳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内容之中。此外，改革意味着要有突破有创新，但是，调整最低工资标准不过是在按部就班地落实早已建立并规范的制度。

之所以人们会产生误解，是因为今年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已成为社会关注的最大热点，而以提高普通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为主要目的的改革方案却迟迟难以出台，如此节骨眼上，最低工资标准上调自然会被陷入改革焦虑的公众有意或无意地认为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要举措。

此外，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所能惠及的人群也十分有限，因为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只能让劳动力市场中的一部分最弱势的劳动者受益。最低工资制度设立的初衷，就是对劳动力市场中一部分弱势劳动者在履行必要的劳动义务后所应获得的工资收入进行强制性干预，使得这些最弱势劳动者能够获得满足其家庭成员基本生存需要的劳动报酬，这就决定了最低工资制度只能惠及劳动力市场中的很少一部分人。

我们不能错误地把最低工资的调整幅度视为所有职工群众收入的普遍提高程度，更不能把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视为广大职工群众的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比如说，今年海南省一类地区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幅度高达31。7%，但即便如此，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后也只能惠及大约12万人。

再比如，虽然今年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上调幅度为20%，但据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测算，也仅有10万人左右直接受益，而今年上半年北京市的就业人口已经超过1000万，这说明调整最低工资标准也只能惠及不到1%的就业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