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伸长脖子期盼日久的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原定于去年6月出台，但因多方阻力和利益博弈而两度推迟。稍可让人宽慰的是，最新消息显示，收入分配改革的方案已经基本成型，目前正在做进一步的修改和沟通，如果顺利的话，方案将在今年全国“两会”前出台。

现在人们对改革期待很高，其中就包括收入分配改革。然而，收入分配改革确实不能单兵突进，它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和社会领域的问题，更涉及财政税收制度改革、政治改革等多方面，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收入分配改革的有序推进，离不开一定的社会制度环境和经济环境，它是一项“缓不得”，又“急不得”的系统工程。

收入分配改革确实“缓不得”。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贫富分化日益严重，整个社会因为收入分配不公急剧的怨气、怒气潜滋暗长，对社会的稳定和谐构成威胁。改革的目标，从物质方面来说，就是让社会财富的分配建立在公平和有效的市场化机制之上，橄榄形的社会阶层结构早日形成;从精神方面来说，就是让公平和正义得到彰显，而不是凭借权力和资源让少数人攫取大部分社会财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收入分配改革这一仗宜早不宜迟，迟了，积弊太多，改革受到的阻力越大，改革成本也就越大。所以，收入分配改革不能老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社会收入分配改革的总体方案应该尽早出来，不论收入分配改革的过程有多长，道路有多艰辛，第一步必须尽快迈出去。

但毋庸讳言的是，收入分配改革确实是一项系统工程，会遭到利益集团的反对。甚至推动改革的相关部门，本身也是收入分配不公的最大获益者之一，想要他们从自己身上动刀子，何其难也!根据国家发改委分管副主任徐宪平透露，方案遇到的利益阻力主要包括：如何规范国企高管收入水平和国资红利上缴的比例和用途。分管工资政策的人社部有关官员也表示，人社部在向央企征求规范央企高管薪酬待遇政策的意见时，曾遭到了一些央企高管的强烈反对。方案的另一个阻力来自财税系统，“财税系统对于方案中几项减税的建议兴趣不高”。可以说，收入分配改革涉及多部门的利益和“自留地”，要想在实践中较好地贯彻执行，必须有一个超越各部门利益至上的机构统筹进行，顶层设计不仅方案的制定上要有科学性，具体的执行层面更要有实效性、自上而下强有力地贯彻。

同时，收入分配改革还涉及所有制、发展方式、社会理念和法制化水平、政府管理体制等诸多方面，它还是社会问题、经济问题，甚至是人文领域的问题。可以说，收入分配问题的改革，必须有一系列的社会制度配套环境作为前提，比如民主和法制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农民的土地产权、资源权、垄断行业的经营权、户籍制度、财税体制改革，等等。没有这些社会制度领域的先行改革和铺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在良好的愿望之下过早地“霸王硬上弓”，效果可能会适得其反。

具体来说，在进行全方位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前，农民的土地产权问题必须解决。为什么城乡差距如此之大?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农民在土地的分配权、处置权上话语权太小，或者说基本上没有。未来农民的土地必须确权，让农民的土地通过流转获得增值收益。此外，户籍制度改革也必须加快推进，要让广大进城农民工和城市居民一样享受到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其次，要尽快打破垄断，特别是行政权力的垄断，塑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第三，财政税收体制的改革，首先是政府收支预算的改革。要把政府的各项预算真正置于人大代表和公众的监督之下，让真正懂财政的代表认真审议，延长代表们的审议时间，切忌走过场。同时，实行政府预算提前网上公开，接受全社会的质疑和监督，阻止政府和相关部门乱花钱、瞎花钱，从而从源头上防止收入分配不公。

收入分配改革所要体现的公平和正义，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公平，更是政治上的公平，这一目标需要社会法制化水平的进一步推进，公民意识的进一步觉醒。收入分配改革这一仗迟早要打，必须打。从宏观的角度来说，这一改革必须理念和共识先行，缓不得，但在具体的执行层面，又需要谋定而后动，先做好各项制度方面的配套，最后达到完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