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主任朱列玉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也认为，在住房问题上，国企、央企提供的保障要比民企更加优越。“比如住房公积金，民营企业通常按照最低的比例缴纳，而国企、央企大多参照上限。”

不过，从另一角度来看，住房保障已是章明的最大利益。作为西部钻探的班车司机，章明每天往返于戈壁滩上，工作条件艰苦。他的工龄接近30年，月薪4000多元，年终奖也极少，只有2000元。

“其实，央企对于普通员工的福利更多只是为了满足基础型的需求。而且，好公司好福利是应该的，问题就在于员工的招聘，如果选拔是一场社会化、公平公开的竞争，那就没有问题。”一位供职于华润集团的项目经理向时代周报透露。

在他看来，国企与外企完全是两种企业文化，比如，很多老牌国企几乎不炒人，这使得福利的激励作用在国企很难见效，故而，它也就没有动力为员工提供超越基本生活需求的更好的福利。

“简单从统计数字来看，央企的福利并非最好。外企的福利投入很大，而民企为吸引人才也尝试了很多更有竞争力、更加灵活的做法。”韬睿惠锐福利咨询中国区总经理伍海川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表示，“但民众为何会对央企提出质疑，这与他们认为央企拥有垄断的市场资源、没有完全放开市场竞争有着直接关系。央企在工资福利上的投入会让人认为它偏离了人才管理成长机制。而这种矛盾的缓解需要更大范围的信息共享以及更加透明的监督管理。”

这样的种种不公与鸿沟可能不会长久，国务院有动刀的迹象。

2013年2月，国务院批转了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制定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执行。

其中指出，对行政任命的国有企业高管人员薪酬水平要实行限高，推广薪酬延期支付和追索扣回制度。缩小国有企业内部分配差距，高管人员薪酬增幅应低于企业职工平均工资增幅。

脱明忠认为，目前这番调查之后，国资委可能会出台一个关于落实《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的实施细则，“否则，国务院的这个文件还是难以落实，没有抓手。国资委主导的薪酬制度调查工作已经进行多年，调查结果应该逐步公开，至于公开到什么程度，这可能涉及利益格局调整以及权益博弈的问题。”他谈道。

在调查结果未知的情况下，提到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时，陈平感到害怕，“我不会被划入工资、福利过高的部分吧？”

伍海川则主张，目前一个总体的情况是，央企与外企的福利差距正在逐渐缩小，但市场数据并不支持“福利的改善使得央企在人才市场上的竞争力大幅提升”的观点。相反，很多人选择央企更多是出于工作环境、工作压力、稳定性等维度的考虑。

“从福利优化的角度来看，民企要优于央企，比如，民企会针对职工提供更有特点、灵活的养老金计划和医疗计划。这一点上，国企和央企应当学习民企的做法，对关键岗位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福利进行创新和改善，毕竟，这些都是一个企业最有创造价值的岗位。” 伍海川说。

朱列玉认为，目前，在垄断的国企和央企里，最突出的问题是高管以及中层管理人员的工资、福利太高，内部收入不均衡，贫富差距悬殊。

公开资料显示，2010年和2011年两年，国资委下属央企负责人平均年薪在65万—70万之间，此前，2004-2007年，这一数值自35万、42万、47.8万一路涨至55万。

与之相对，“一些央企内部，一线工人以临时工为主，企业人员按照编制内、编制外、正式工、合同工、派遣工等被分为三六九等，而派遣工和临时工，即便劳动强度很大，工资收入依然很低，而且几乎没有福利。”朱列玉说。

朱列玉建议垄断央企中高层管理人员的收入应当参照公务员的待遇，或是拟定一个倍数，比如1.2或者1.5。

“其实，央企高管收入过高是一个伪命题。如果在完全市场化的机制里，经理人由市场聘任，他的收入多高都不是问题。但在我们的体制里，又由国资委层面主导，那么，这个问题几乎无解。”祝波善表示。

“央企内部的收入差距必须通过突破垄断来消除，但反垄断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这个过程中，对于一线员工以及专业技术人员，国家应该参照工作强度、技术要求，根据社会平均收入制定薪酬标准，真正实现同工同酬。”朱列玉呼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