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5月31日透露，全国人大财经委调研组就国民收入分配问题进行调研，调研的结论之一是，认为应该对充分竞争行业的企业降低税负，让出空间，使这些企业提高劳动力价格。

从过气的“工资倍增计划”到当红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乃至据说“旨在解决一线职工工资偏低、工资增长缓慢、遭遇欠薪及支付机制”的《工资条例》，公众对事关收入增长的法规政策、制度设计从来就是“见风是雨”，只是工资薪酬上的爱恨情仇，依然纠结如初。中华全国总工会集体合同部部长张建国日前接受采访时表示，我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在1983年达到56.5%的峰值后，就持续下降，22年间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而从1978年到2005年，与劳动报酬比重的持续下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资本报酬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0个百分点。

重温这个数据只为证明两点：一者，资本与劳动这两个生产要素不会“风雨同舟”，它们也不是孪生兄弟，我们不能指望资本得利空间大了，于是劳动收入就自然水涨船高，实际上，这个逻辑需要太多强悍的制度前提;二者，税负是个相对概念，对大中企业、尤其是垄断国企而言，它们的税负水平是不低，但员工薪资水平未必堪忧，对小企业来说，过高税负则直接扼住了其生存发展的咽喉，这也成为某些企业在薪资问题上与职能监管部门“胡搅蛮缠”的最佳理由——但问题是，税负高低与欠薪、最新工资标准等底线问题有何直接关联?

要让劳动体面、劳动者有尊严，就必须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从这个意义上说，税收调节责无旁贷。在全民“分蛋糕”的游戏中，我们业已形成一个共识：财政部门分多了，企业和居民部分少了。但就企业和居民部分而言，还是有所差别的：譬如数据显示，我国近年来的居民储蓄基本稳定在30%左右，而国民储蓄却增长了50%，主要的增长部分是企业储蓄。换言之，企业虽然日子不是很宽裕，但比产业工人来说，还是富足得多。

的确，我们一方面要减轻企业负担，另一方面又要提高居民收入，但这两回事情在“工资协商机制”等几成纸上画饼的现实语境下，最好还是尽可能地“分而治之”。理论上说，我们可以通过给企业减税而增加职工收入，但减税的利好能否让员工所得“落袋为安”，取决于工资形成与支付机制，取决于劳动监察等职能部门的决心与能力。

因此，在困难群体主要依赖二次分配抵达收入公平的事实面前，稳定中等收入群体数量、维护中等收入群体利益，才能真正实现“提低、扩中、调高”的目标。实践证明，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也是促使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宏观经济及早触底反弹的重要力量。比较典型的是去年我国的两大消费：一是汽车增长46%，二是旅游增长22%。从这些意义上说，为中等收入群体减税退税，既避免了遭遇落后政策“拦路打劫”，比直接为企业减税而间接提高职工收入迅捷高效;同时，为中等收入群体减税退税，力避历史上的“中等收入险境”，显然也比为企业减税更为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