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云频频被李克强总理点赞，很多人说民营企业迎来了又一个春天，民营企业与政治的关系越来越紧密。这挑起了我们最近几个月来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就是民营企业家该怎么处理和政治之间的关系。

在此之前，最有代表性的是李途纯最近的一个自述：民营企业家做大了就被抓，上市等于坐牢。这惊动了不少人。十八大以来，伴随着贪官的被抓，一批相关联的企业家也相继倒下，这引发了不少反思。

从最近的几个案例来看，与地方政府的矛盾之下，企业家的生命权、人身权和产权缺乏保障才是最大的问题。最常见的一种情况是，由于宏观环境不佳，东部大量民营企业资金链紧张甚至断裂的情况较多。很多企业涉足于集资活动。在发生集资户挤兑或者聚众闹事时，只要企业主还不起借款，就往往被政府以“非法集资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甚至“集资诈骗罪”定罪。

曾经的湘西企业家曾成杰最近被以“集资诈骗罪”执行死刑。有证据表明其资产大于债务，也就是本来不会造成给集资户造成重大损失，但是地方政府在未通过合法程序即在关押曾成杰3个月之后强行低价处置其资产，资产价值从最初的评估报告23.8亿，层层递减，最终以3.3亿元出让给湖南省政府下属的国有企业，而关键的资产评估报告始终未公之于众，从而对集资户造成重大损失。大量集资户支持曾成杰，坚信曾讲诚信、有人品。为了向政府要回集资款，一些集资户因为到北京上访，被当地政府抓回多次关押。今年7月12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曾成杰执行死刑，事先居然未通知其家属。

同样的事件在湖南也上演。因为与地方政府的矛盾，2010年6月12日晚7点，李途纯在北京仙山奶业办公室楼下被抓捕，随后被控“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涉嫌挪用资金罪”、“职务侵占罪”。

当前中国社会贫富分化加剧，社会上对民营企业家财富来源合法性的追问也变得普遍，使得企业家在中国当前的形势下，心理不确定性再度急速上升，出现了不少移民海外者，而一些活动仍在国内的，也纷纷办理海外绿卡以备可能出现的麻烦。对政治风向异常敏感的中国式企业家们，内心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躁动!

中国的企业家不要做政治家

中国企业家的社会地位进程是这样的。改革开放初，刚由计划经济放开市场时，从事私营工商业者曾经常面临“投机倒把罪”的指控。直到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将建立市场体制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制度，“从商”挣钱乃是光明正大之事的社会意识才普遍起来。

约10年后的本世纪初，中共提出“三个代表”的执政思想，企业家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2001年，重庆、浙江和贵州进行企业家担任省级工商联会长试点，尹明善、徐冠巨和张芝庭相继当选。这是中国首次由私营企业家担纲工商联“掌门人”，他们后来相继成为省级政协副主席。中共十六大时，“企业家党代表”更成为当时最有热度的新闻。此时，民营企业家在体制中获得的政治生涯达到巅峰。再到现在马云频频被三任总理接见。

短短20年内的同一代人，民营企业家由半合法的可疑边缘人群，成为被体制认可、分享一定治理权的社会进步群体。

过去那么长的时间，中国社会处于一个转型时期，这注定了中国企业家既是改革的受益者，又是社会转型压力的主要承担者。所以中国企业家出事的概率很高，致使企业家成为中国的一大危险人群。

我们来探索一下这些出事的企业家们都有什么样的共性呢？

从制度经济学来看，一个企业必须面对两种环境—市场环境和非市场环境，形成市场战略和非市场战略。企业的政治行为就是试图通过运用政府的权力和影响，来谋取自身利益。在西方，企业的政治战略，主要通过制度途径，如政治捐款、游说、公关广告、基层动员等来影响公共政策。而在中国，政治战略是企业通过发展与政府官员的特殊关系而取得资源、得到保护或免除麻烦的行为。

为什么中国企业的政治战略会不同？表面上看来，这是由中国特殊的人际关系以及政治和司法体制的特点决定。其实还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中国经济转型的特殊时期。这包含着几个方面：与成熟国家相比，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对稀缺资源的控制仍然非常巨大;政府对企业的监管和规制模糊而又粗放，很多领域还存在规则空白。这使得执行者的自由裁决权相对较高，从而导致腐败的存在。

按制度经济学来说，体制转轨的过程，往往就是法网收紧的过程，每当制度转型进入一个新阶段，就会有一批“大鱼”被抛弃出局，成为体制的殉葬品。

另外，对过往企业失败原因的大量分析可以看出，中国企业家的出事还与其自身跛足的商业精神有关。对比西方清教徒从信仰出发的“荣神誉人”的商业精神，中国的企业家先天不足，普遍缺乏信仰，缺乏价值观，那就自然缺乏商业精神。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在出现某种道德真空的环境下开始的。此后经历了文化、社会的冲洗，一些人的道德信念、伦理意识都十分淡薄，企业家也不例外。那些精神荒芜的企业家每天又与钱财打交道，其行为自然会变得缺乏节制。很多出事的企业家都是忽视了经营管理的最基本原则，在很多案例中能看到，当企业家冒险突进的时候，他本人也知道这将是一次无比凶险的“大跃进”。最后的倾覆变成了一个“理所当然”的败局。出事的企业家往往缺乏商业精神而忽视了最基本的政策法规。

从上面的这些分析来看，成功企业家应当与政治保持怎样的距离呢？

企业家不懂政治肯定是不行的。有一句话讲得十分到位，即：“中国企业家不懂政治，就做不好经济。”曾在一篇文章中，看到过这样的事件案例：

有一年，总书记到万向集团去视察，问鲁冠球要政策、要贷款，还是要项目？鲁冠球说，这些我都不要，我要看文件。此后省委机要室多了一个送文件的部门，就是万向集团，鲁先生也就有了一个看红头文件的特权。有人说老鲁太懂政治了。

曾被浙商疯狂热捧的浙江工商局长郑宇民也说过：“我们这样一个国度，这样一个执政条件，企业家离开党的领导，离开政策，你就是盲人骑瞎马。”据说浙商有一个22条军规，其中第一条就是：每天看新闻联播。

从前面所分析的出事企业家共性来看，企业家必须首先要处理好与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企业要与政府谈恋爱，但不能结婚。就像冯仑所说的，要热恋但不能同床。就是说要尊重支持和配合政府部门，但不要与政府做交易，不要靠官员挣大钱。

第二个是企业家必须要处理好与政策法规之间的关系。不要犯傻，但要守法。企业不仅仅是做到不打劫越货，放火诈骗，这样的话对守法的理解过于狭隘。劳动合同法、产品质量法、环境保护法……这些都是法，就连政府发的公告、通知、办法，也具有法的意义。中国过往是强势政府，现在民主与法治逐渐兴起，在今天的世界，企业主更需要具有商业精神，来避免触碰政策法规。

以当前中国社会开始新一轮改革的背景下，民营企业家肯定会越来越受到重视，企业家和政治的关系也有了更深刻的含义：企业家就是企业家，不要做政治家，也不要做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