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5万美元到几万美元，再到5000美元，测定个人基因图谱已打破“天价”，而且会越来越便宜、越来越普及。如今，在包括上海在内的国内城市，也出现了相关的基因测试服务，一些未婚或未孕的男女甚至用这种测试代替了传统的婚检、孕检。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过度的“基因决定论”———有人因拥有“好基因”而优越，有人因为“坏基因”而遭歧视，从而导致生来不平等的社会价值判断。“如果没有法律或制度规范，那么很可能将来大学招生时，要求学生像出具体检报告一样出具基因报告；或者男女双方谈婚论嫁时，彼此要对一对基因图谱。”市法学会生命法学研究会副总干事谈大正教授这样形容。

与相对成熟且有法规约定的器官移植、人工授精技术相比，干细胞、基因等高新技术处于更为风口浪尖的科学前沿。当这种高新生命科技的应用已经五花八门之时，却还无法可依。这种“法规失语、科技裸奔”现象，引发医学界、生物学界、伦理学界等广泛讨论。上海社科院法学所生命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长秋表示，事实上生命法学在我国建立已10年有余，但发展步伐还极度缓慢，与现实的法学需求之间存在巨大差距，需加速追赶。

须守住哪几条底线

据了解，在已有500万人参与基因测试的美国，反对基因歧视的相关法案已获通过。谈大正认为，为了避免社会取向的异化，我们应有一定的法律预设，防止有人在获取工作权、生育权、医疗权甚至保险权方面受到基因歧视；同时，万一个人基因的私密信息被扩散，造成心理压力和名誉损害，应考虑实行法律救济。

为高新生命科技设防，还应守住人伦底线。必须贯彻当事人“知情同意”原则，最大限度保障其自主权；万一技术人员滥用技术优势，侵害当事人生命权利，也应予以追溯。

同时，基因资源也不仅仅属于个人，也是国家资源的一种。业内专家介绍，前些年，有些外国研究机构以合作为名，深入我国肝癌、食道癌高发地区或遗传家族中，提取这些易感人群的致病基因。谈大正认为，如果他们将研究成果申请基因专利，针对中国人的优势基因或缺陷基因研制出药物，那么今后中国就需要花重金从国外引进这类基因药物。他认为，我国必须依法规范这一领域的国际合作，防止国家人类基因资源流失。

有所“防”，也要有所“攻”，否则就将阻碍科技进步。沈铭贤研究员认为，对干细胞领域的法律规制应宽严有别，区分对待。如临床试验之前的基础研究阶段应条件宽松；而其后的临床试验完全有别于治疗，应不允许商业化操作；对于临床证明较为成熟的干细胞治疗手段，则实施严格的医疗资质准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