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村是否存在别的问题，它们的做法是否具有典型性，另当别论，并不妨碍我们得到启示：依据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的优势，我们有可能在搞出高水平福利的同时不陷入福利危机。上述四个特点和基本含义，与我在2004年提出的“底线公平”非常契合。我从首次论述这个概念的文章开始就一再强调，“底线公平”不是说的低水平的公平、低水平的保障。尽管“底线”和“低水平”容易混淆，但它们的含义是两码事。保障水平高低，主要是由经济水平决定的。而“底线”讲的是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政府和个人的关系里面的责任底线、制度底线、政策底线、道德底线。“底线公平”特别强调它的“不能含糊、必须坚持”的含义。以往几十年，我们的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建设，很大的教训就是这些界限不清，该坚守的底线没有守住。所以，吸取这个教训，我们这几年在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制度的改革中都特别强调了基础的部分，这是政府必须保障的;底线以上的非基础部分，可以由市场、由家庭和个人去负责。例如，在住房问题上，不能一个时期搞清一色的福利房，一个时期又全部搞商品房，不管有钱没有钱都得自己到市场上买房。现在，我们也明确了商品房和保障房要有一个恰当的比例，这里面就体现了政府在住房问题上的责任底线。

就社会福利的公平性来说，底线公平的实质是重点保障大多数人的利益，优先满足基本需要，重在雪中送炭，而非锦上添花。在存在着巨大社会差距的情况下，底线公平最有利于保障占人口大多数的中低收入者的利益，保障他们的基本需要。因为巨大的社会差距会形成强势的利益导向财富分配向富有阶层倾斜，在这种情势下，如果实行所谓的“一般公平”，形式上是公平的，实质上会造成“越富越保”的逆向调节，结果却更不公平。就社会福利的有效性来说，占人口大多数的中低收入者的基本需要属于弹性小的福利需求，例如，果腹之需总是有限的;而富有阶层的需求，特别是奢侈性消费是弹性很大的，难以满足。因此，重点保障占人口大多数的中低收入者的基本需要，福利效益最大。就社会福利的合理性来说，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的人口大国，福利需求总量远远大于福利供给能力，政府的福利责任必须既是明确的，又是有限的。而社会差距大，也意味着福利需求层次多，底线以上的需求满足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不仅是重要的，市场作用的边界也是明确的。既然底线公平可以实现社会福利的公平、有效、合理，那就可以认为，底线公平是福利模式可靠的理念基础。也就是说，建立在自己经验的基础上，建立在科学地总结自己经验的基础上，这样的福利模式才有可靠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