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3月，李克强正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七位国务院总理。从这位“50后”的成长经历来看，基层出身和知青经历、独特的国学熏陶和完备的法律和经济学科训练，构成了他的学识和性格底座；而从团中央空降地方，再回到中央政府，步调紧凑、履历丰富的政治历练，构成了其鲜明的施政风格。凡此种种，有助于我们观察中国政局演进、预测这艘巨型航船的未来走向。

“文革”风暴中打下国学根底

李克强出身地方官员家庭。父亲李奉三在抗战期间参加工作，在安徽省定远县任过乡长、县民政科科长等职，1951年起出任凤阳县县长。李性格直爽，一次开会与县委书记发生冲突，甚至拿起板凳要砸向对方。后来，李奉三调离凤阳县，历任安徽省统战部处长、蚌埠市法院院长、安徽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等职。他在省地方志办公室这个清闲部门任职时间最长，直至退休。熟识李父的人称他是位两袖清风的好官，也是一位严父。李父2006年于合肥病逝，遵其遗愿，丧礼从简。当地官员闻讯，悄悄送礼吊唁，也被李克强婉拒。

李克强是家中的次子，出生于1955年7月。李克强大约3岁时，父亲受调安徽省地方志办公室工作，携家搬入位于合肥市的省属机关家属院，他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

1966年，“文化大革命”席卷中国大陆，大字报和批斗会中断了课堂学习，11岁的李克强暂别校园回到家中。父亲带他找到了同住一个大院的安徽省文史馆馆员李诚，请这位1906年出生的“桐城派”国学师傅教授文史知识。因两家早有交谊，李诚一口答应，此后五年间每天都要教习李克强一小时的课程，还把他管理的一座小型图书馆尽可能地向这位关门弟子开放。

“桐城派”是晚清文坛中的重要一脉，重视史学涵养，讲究言之有物，章法有序而且语言典雅简洁。李诚给李克强开出的阅读书目中，以《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等史籍为主，兼修《昭明文选》《古文辞类篆》《经史百家钞》等古文。相较于同辈人来说，李克强在“停课闹革命”的红色大潮中，难得地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

每晚9时，李克强准时坐到李诚家中，老先生手捧书卷，常常一边用热水泡脚，一边夹叙夹议，传道授业。20多年后，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的李克强曾撰文《追忆李诚先生》，其中写道，“就在这段时间里，李先生用平和的语调，时断时续地向我讲中国的国学，讲治学的方法，讲古今逸事……几乎穿越了我的少年时代，但李先生的话似乎仍未讲完”。

11岁～16岁，这是一个人开眼认识世界的重要时段。这时的李克强青春年少，由于父亲在官场的边缘化地位而有幸远离“文革”政治旋涡，国学老师的私下传授又填补了他对知识的渴求，使他与如火如荼的街头革命运动保持了某种距离。

1972年，李克强重回校园，就读于安徽省合肥市第八中学高中部。当时“文革”并未结束，学校里还没有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合肥八中也不是当地最好的中学，不过因为很多大学教授被下放到这里，学校的教学队伍一点也不差。李克强成绩很好，是学生会宣传干部，不过他的生物老师说他“有点小调皮，上课会跟同学说说话。”

那时候高中是两年，李克强所在的高二(六)班有18位女同学、21位男同学，班长就是现任国务院部委负责人之一的苗圩，和李克强同岁。两人在合肥八中同窗两年后各奔东西，却在30多年后重新在北京聚首，成为国务院同事。

对于曾经的同窗岁月，苗圩曾撰有一篇回忆文章，收录在2006年合肥八中50周年校庆学生纪念册中。此文写道：“我们是在‘文革’的混乱中上了7年小学(实际上“文革”开始后不久学校就不能正常上课了。当时不谙世事，感觉不要上课，整日疯玩真好)，懵懵懂懂地进入了八中。记得当时学校满目疮痍，一下子来了这么多学生实在难以招架……学校按部队编制几个班组成连。学工是到铸锻厂，一去就是半个月，我们跟着工人师傅一起做砂模。我学会推独轮车运沙，也学会使用捣固机，当时想，将来能当个铸造工人该多好。”

高中毕业的李克强赶上了最后一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974年3月，一辆满载着高中应届毕业生的大客车，离开了省城合肥，将李克强送到离祖籍不远的凤阳县，成为贫瘠乡村的一名插队知青。

插队知青先进分子

中共十八大产生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31.7%的中央委员、28%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都有过知青经历，7位政治局常委中，有4人都是“上山下乡”的知青出身。无论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还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官方报道都着重提到了他们在农村插队的基层历练。

李克强插队地点是安徽省凤阳县大庙公社东陵大队，这里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祖陵所在地，号称“帝王之乡”，但也穷得出名。时隔20多年后，被记者问及那个年代最大的困难时，李克强不假思索地回答：“吃不饱肚子，物质极其匮乏。”

住在东陵大队给知青新修的集体宿舍里，由于水土不服，李克强一度全身皮肤溃烂，不过他照样劳动。知青们每天干农活的时间长达10小时。他经常背着“为人民服务”的挎包，里面装着干粮和咸菜，和土生土长的农民一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一同劳动的村民至今还记得李克强的样子，“黑瘦黑瘦的，用扁担挑水一晃一晃”。由于不吝惜自己的劳力，李克强成为同时下放劳动的同学中表现最突出的一个。“李克强跟村民关系好，本地话讲就是‘特性’好、脾气好，从来没跟谁红过脸。”当地村民陈学义回忆说。

插队期间，李克强被评为安徽省学习毛泽东思想先进个人。那时候，中国大陆从最基层的大队、公社一级，然后县、地市、省级，直到全国，都会层层评选“学习毛泽东思想先进个人”，在“政治挂帅”的年代，这是一个光荣的标签，代表着优秀和先进。李克强以一个插队知青能够获得省一级先进，尤为难得，这一光荣印记直到他考入北京大学时，还一直受到周边人群的羡慕和夸赞。

1976年，21岁的李克强在当地人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不久后担任大队支书。他尝试带领农民科学种田，推广水稻良种。据当地人回忆，李克强不爱搞政治活动，对“批林批孔”不太热衷，人也不喜欢说话，很沉默。

这段大队支书的经历让李克强对中国的基层治理感受良深。多年后，他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美国前总统卡特时，谈起基层选举，以自己为例说：“过去我当村长的时候，每天早上要指挥每一个生产队甚至是每一个农民，你干什么、他干什么。现在我们的村委会主任没这个权力。农民有权决定自己今天做什么、生产什么，当然，不能违犯法律。而村委会主任如果违背村规、违背法律强迫他们，就可能被选掉，当不成这个官。”

在艰苦劳动的间隙，李克强爱读书是出名的。据村民回忆，当年他很少跟人说话，每天手里都有一本书，夜幕降临之后还经常挑灯夜读。在炎热的夏天，他有时候会独自躲在朱元璋祖陵幽静的树荫下捧书阅读。

知识改变命运，1977年恢复高考，李克强立即报名参加，并在570万考生中脱颖而出，成功地被北京大学法律系录取，从此走出凤阳县，走出安徽省。他离开凤阳不到半年，小岗村18户农民就用按红手印的方式，冒死签订了集体土地包产到户的契约，率先拉开农村改革的大幕，中国社会由此进入一个波澜壮阔的大变革时代。

燕园的事业和爱情

1977年8月，“文革”十年后首次高考，从录取比例看这是竞争最为激烈的一年。李克强根本没想到自己会被北京大学录取，他更实际地选择了安徽师范学院作为报考第一志愿，一方面考虑录取把握大一些；另一方面他听说师范学院不用交学费。但是第二志愿的北大有优先权，寄来了录取通知书。

北京大学法律系1977级共招收80多人，分成8个组，李克强在第一组。那时候，尽管政治气候回暖，开始解冻的法科仍是绝密专业，分高学优、根正苗红是当时法科学生的选拔标准，聚集了军人、农村支部书记、中小学教员、地方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等又红又专的各路英雄。改革初兴，国门大开，他们共同的特点是渴望把丢失在“革命”年代的时间补回来，几乎把所有课余时间都用来读书，同时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好奇，个人权利、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这些新鲜词汇一次又一次撩拨着年轻人躁动的心弦。

李克强遇到了多位良师，曾赴英国深造的宪法行政法专家龚祥瑞就是其中一位，他将李克强视为得意门生，有一次还把一篇论文草稿交给他补充修改，最后两人一起署名发表在学术杂志上。从龚祥瑞执教的课堂上，李克强知道了何谓真正的自由主义和宪政精神，并渐渐着重转向外国宪法和比较政治的学习。大三那年，在龚祥瑞指导下，李克强和另外两名同学翻译了英国著名法官丹宁勋爵(AlfredDenning)的名著《法律的正当程序》；几乎同时，他早前翻译的《英国宪法资料》也被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录用。

很多海外媒体都注意到了李克强所受到的正统的法律学科训练，这是国务院以前的几任主要负责人所不具备的优势。十八大以后的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对于“依法治国”理念的论述上，较之以往淡化了对“党的领导”的强调，转而强调“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外界猜测，这或许与李早年在北大所接受的法学教育和熏陶有关。

李克强虽然读的是法律系，但对经济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北大开设“经济法”、“国际商法”等课程，学习期间，他曾到荣毅仁新创立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实习，并实地考察天津新港，对他潜移默化，影响颇深。1988-1994年，李克强在共青团中央任内，继续到北大经济学院攻读在职研究生，关注中国农村经济，以《农村工业化：结构转换中的选择》一文获得经济学硕士。后来，他又师从经济学家厉以宁，取得博士学位。

80年代初的北京大学民主氛围浓厚。李克强平时沉默寡言，但思想活跃，在跨学科小组讨论中，常常妙语连珠，言词犀利。由于热心于社团活动，他很快成为校内活跃的学生骨干，曾被选为北大法律系团支部书记、党支部委员。当时北大学生会学习香港一些高校学生会的制度，也尝试创立了有“学生人大”之称的学生会常务代表委员会，专门监督和制约学生会主席，李克强就任第一届会长。

这是一次很好的校园民主改革的体验。学代会有权对学生会活动经费进行严格审查，获得学代会多数支持者即能当选学生会主席，而学代会成员则从每个系、每个年级公开竞选，由学生投票选举产生。北大学代会制度此后不断完善，从运转过程和实际效果来看，类似于西方议会民主制的校园版。多年后，当年同窗回忆说，这一创新机制很大程度上源于李克强的主张和推动，“在(学生会)常代会上……在文科学生中，李克强发言较多，而且见解尖锐深刻。”

在毕业之际，李克强只用两个月时间复习托福课程，就取得了630分左右的高分，足以申请任何一所美国名校。出国留学的道路是一马平川、金光灿灿。而李克强最终的选择有点出乎同学们的意外，他听从了北大党委副书记马石江的多次谈话，留校担任了北大团委书记。同学们听到这条爆炸性消息后，多数人的反应是“克强，你可亏了”。因为在当时看来，团干部和学生工作都偏离了北大正牌法律系毕业生的职业路径，而且看不到未来。

马石江看重的是李克强的沉稳和思虑周全，到了实际工作中，李克强则同时展现了自己的拼搏精神。当时，北大团委只有八个专职干部，但是李克强带领他们组织了北大首届文艺周，9天内演出了7台105个文艺节目。李克强还创造性地在北大办起了团校，这是一个解决团委组织困境的捷径，一支“政治代表队”在燕园崛起。

任职北大团委书记期间，李克强还收获了爱情，他在朋友的介绍下，与在清华大学进修英文的程虹相识、结婚。两人有很多相似之处，程虹同样出身基层公务员家庭，父亲曾任共青团河南省委副书记，她本人也曾在“文革”期间下乡插队。

婚后不久，程虹到北京经济学院(即首都经贸大学前身)外语系任教，后又到中国社科院读博士，师从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赵一凡，专研美国文坛新流派自然文学，2000年获博士学位，次年晋升正教授，时年44岁。两人育有一女，毕业于北京大学。

程虹如今是首都经贸大学外语系教授，平时基本不上讲堂，主要做研究工作，行事低调，讲得一口娴熟的英语。李克强在香港大学百年校庆上直接以英文发表演讲，有人说，这可能与她有个教英文的妻子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