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轻劳动力减少导致“用工荒”

人们从来就没有想到，作为第一人口大国的中国会出现劳动力短缺的问题。2003年之前，计生委、人口学家、经济学家都在强调劳动力过剩，并以此强调计划生育的必要性，媒体也都在炒作“民工潮”。

然而从2003年开始，中国沿海开始出现“用工荒”。笔者在2004年就认为“用工荒”是由于计划生育导致年轻劳动力数量的减少。但当时蔡昉等主流人口学家却认为是和经济形势相关的局部的、暂时性的劳动力短缺，不足为虑(2007年后才改口承认是劳动力总供给相对不足导致民工荒)。2006年公布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报告》也认为中国劳动力短缺只是结构性短缺，中国劳动力年龄人口规模庞大，2016年将达到高峰10.1亿人，比发达国家劳动年龄人口的总和还要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不会缺少劳动力，必须坚持计划生育不动摇。

然而近年的情况表明，劳动力短缺并非“局部性、暂时性、结构性”，而是愈演愈烈、全线告急，珠三角告急，长三角告急，甚至江西、四川、湖南这些以往劳动力输出大省也全面告急。

其实从人口学角度是能够解释民工荒的。中国20-39岁黄金年龄劳动力在2002年达到4.6亿顶峰后，在2003年开始负增长，几乎同时出现民工荒。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向中国进口减少)暂时掩盖了中国的劳动力短缺问题，2010年中国经济增速回升后用工荒更加凸显。2012年20-39岁人口只比2002年下降5%，对经济的影响已经如此之大；而到2032年，该年龄组人口只有3亿(比2002年减少1/3)，对经济的影响的可想而知。

二、“用工荒”与“就业难”将长期并存

“人口多导致就业压力”自始至终都是中国实行计划生育的重要理由，其实与亚里士多德的 “落体速度与其重量成正比”一样荒谬。伽利略用两个铁球同时落地的实验推翻了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但是中国不少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至今理解不了“两个铁球”的原理。

巴西面积相当于美国的91%，人口只相当于美国的63%，但是巴西的失业率略高于美国。阿根廷面积是印度的84%，人口只有印度的3.5%，但阿根廷失业率也比印度还高。

工业革命以来，失业问题一直存在。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农业所需劳动力不断减少；大量“失业”的农民进入工厂，生产衣服、电视、洗衣机、玩具等，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工业生产的效率也不断提高，机器淘汰人力;“失业”的工人涌向第三产业，人们享受的服务越来越好。现在发达国家只需要不到30%的劳动力就能满足全社会的工农业需求，如果没有第三产业，70%以上的人就得失业。但是如果人口减少一半，消费市场也减少一半，仍然有70%以上的人找不到工作。

社会作为整体，人口决定消费，消费决定需求，需求决定生产，有生产才能提供就业。一个正常的社会大略是2个消费人口提供1个就业机会。美国3.1亿人口能提供1.6亿就业机会；日本1.27亿人口能提供0.66个就业机会;巴西2亿人口能提供1亿就业机会。中国内需市场只能提供6亿多就业机会，而实际劳动力却有8亿，这是因为计划生育既减少了年幼消费人口，又使得妇女劳动参与率高达67.4%(世界平均只有48%，发达国家也只有50%左右)，导致“额外过剩”约1.4亿劳动力。

如果1980年就停止计划生育，那么现在总人口14亿多；由于妇女需要照看孩子，劳动参与率降低，总劳动力反而只有7亿多。那么中国劳动力与总人口的比例也在50%左右，就业压力大为降低。

也就是说，中国内需不足不仅仅是人均消费能力不足，更是消费者数量的不足。为了保证国内的就业，中国必须发展外向型经济，就业高度依赖于国际市场。

而印度由于人口结构比较合理，内需市场能够满足就业需求，经济增长更主要依赖内需。

中国目前之所以失业问题还不严重，是因为国际社会给中国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但这种外向型经济模式即将走到尽头：

(1) 中国年轻劳动力正在快速减少，大量的企业将转移到印度、菲律宾、拉美等年轻劳动力丰富的国家，给中国提供的就业机会也会减少。

(2) 发达国家由于老年化，购买力下降，导致国际市场萎缩。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2012》的数据，高收入国家占全球进口商品的比例从1999年的81.5%下降到2011年的67.7%。

(3) 发达国家将保护本国制造业。比如美国近年就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旨在帮助制造业复苏，增加就业。

有人说中国民工荒只是春节后才有，说明只是季节性的;其实不然，春节后民工荒之后，就有大量企业破产或转移，意味着就业机会在逐年萎缩。

有人认为产业升级可以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解决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其实劳动力短缺并不意味着充分就业，相反，失业率会更高。年轻人能胜任的工作，老年人并一定能胜任，这是一个结构性失衡的问题。由于需求和消费信心不一样，年轻人作为消费者比老年消费者创造的工作机会要多得多，年轻消费者促使产业升级，而老年消费者却使得产业停滞。欧洲各国的经验表明，老年化不但导致劳动力短缺，也增加就业压力。比如日本15-64岁劳动力在1996年开始负增长，总失业率、15-24岁青年失业率分别从1980-1995年平均的2.5%、4.7%增加到1996-2011年平均的4.5%、8.6%。德国15-64岁人口在1998年开始负增长，总失业率、青年失业率也分别从1991-1997年平均的7.9%、7.9%增加到1998-2011年平均的8.5%、10.5%。中国15-64岁劳动力在2014年开始负增长之后，失业率(尤其是青年失业率)将增高。与日本、德国还不同，中国有庞大的“过剩”劳动力，“用工荒”和“就业难”将长期并存。“保就业”将是中国今后长期的政治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