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计划5年投资5000亿元实施“机器换人”工程，东莞鼓励遭遇“招工难”的企业“机器换人”……很多人担心，这种做法会影响就业。

我国是人口大国，劳动力总量全球第一，就业始终是头等大事。机器换人，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自动化水平，但这会不会与稳就业产生冲突?技术进步、创新驱动是未来发展方向，但其与就业又是什么样的关系?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招工难、用工贵，部分企业“机器换人”

——局部地区主要因为招不到人而采用机器代替人工，对就业不会有负面影响

为什么机器换人忽然热起来?

“招工难、招工贵，只好用机器换人。”——不少企业主表达了这样的想法。

浙江立马云山纺织公司，去年购买4台自动穿孔机，每台可以代替10个穿孔工人。企业负责人称，这是被逼出来的办法。一方面用工成本越来越高，每年都在涨，另一方面想招到熟练的操作工越来越不容易，干脆投入资金买机器，不再年年为招工发愁。

引入机器、减少用工，不仅发生在制造业，也蔓延至服务业。

和合谷快餐，在全国有上百家店。“以前每家店都要有2—3名洗碗工，现在一个月2000元也招不到固定的洗碗工，用小时工又很不稳定，所以后来大多配备洗碗机，一次性解决问题。”其北京公司的负责同志表示。

“近期东部沿海地区出现机器换人的现象，多数是在用工压力下采取的应对措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郑东亮所长说。

郑东亮表示，“机器换人”是一种通俗的说法，主要是指技术进步和设备升级的过程中减少劳动力的使用。这种状况其实一直在持续，特别是在制造业领域，伴随着新技术新设备的广泛应用、生产自动化水平的提高，各行各业单位产值所使用的劳动力数量始终是在下降的。只不过这一过程在多数时间内是渐进的，不会引起特别关注。

评价近期浙江、广东等地出现的机器换人现象会不会影响就业，关键是看其成因是什么。“主要因为招不到人而采用机器代替人工，对就业不会有什么负面影响，因为其背景是劳动力紧张。”

他分析说，我国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正在发生变化。劳动力总量仍然很大，但劳动年龄人口在达到峰值后开始出现小幅下降，劳动力不再是本世纪初那种相对于需求“无限供给”的状况。对全国100个大中城市的调查显示，求人倍率(岗位需求/求职人数)今年一季度达到1.11，即111个岗位对应着100个求职者，总量矛盾已不是就业领域排第一位的问题，结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供求状况的变化导致劳动力价格上涨，我国农民工平均工资近三年每年增幅都在10%以上。这在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譬如浙江、广东等地，其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长期依靠外来劳动力。随着中西部经济崛起，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发现不需要离家太远就能找到工作并拥有不错的工资待遇，更倾向于就近就业。而经济发达地区的生活成本较高，只有开出更高的工资才有可能吸引到足够多的外来劳动力。“浙江、广东等地近期出现的机器换人，就是招工难和用工贵相互交织的结果。”郑东亮说。

去年浙江省经信委所做的调查也印证了这一点。浙江针对30个工业行业、567家企业开展的机器换人专项问卷调查显示，75.7%的企业把“用工成本高”列为开展机器换人的首要原因，38.1%的企业表示对机器换人“迫切需要”，61.5%的企业通过机器换人至少减少了10%的一线员工。

中国社科院工经所研究员陈耀表示，起因于招工难的机器换人肯定不会影响就业，反而由于生产得以延续，可以带动上下游产业正常运营并扩大规模，有利于就业。

技术进步对就业未必是冲击

——高技术产业发展对就业数量的影响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技术进步会使就业数量减少，另一方面产业升级会带来产值增长，扩大就业空间

东部地区“机器换人”未对就业有负面影响，但是这种潮流会不会在短时期内迅速蔓延开来?特别是随着产业转型升级、创新驱动战略实施，会不会最终影响到就业?

“机器换人眼下并没有大规模展开，更不会快速蔓延到全国。”陈耀表示。他说，机器换人首先是成本问题。沿海部分城市出现机器换人，正是由于当地劳动力成本增长到了较高的水平，在此水平下，企业经过核算发现与引入机器生产的成本相当。“机器也是有成本的，而且成本不是外界想象的那么低，除了替代人工的设备之外，往往还涉及更多生产设备的改进或更新，甚至涉及整个生产流程的改造，一次性投入比较高。”

据了解，在浙江等地，面对招工难能够投资引入机器替代的多数是资金实力较强的大中型企业，小企业招工的难度可能更大，但想引入机器又面临较大的资金困难。浙江省经信委的调查显示，53.4%的受访企业认为只有在政府加大政策激励力度时才会考虑机器换人，原因主要是机器换人一次性投入大、成本回收期长，以企业现有财力无力承担。

陈耀同时强调，机器换人也有限制条件。不是所有的制造行业、所有的工序都可以通过机器替换，即便是近年来生产自动化程度快速提高的纺织业，有不少环节也是机器做不了或做不好的。“机器换人，只是部分环节的替代。”

引入机器，替换了一部分人工，但有可能产生新的劳动力需求。“譬如使用了机械手或小型机器人，承担了过去一部分流水线上劳动力的工作，但新设备的操作、维护也需要人来做，派生出新的劳动力需求，可能数量会少一些，但就业质量会提高。”陈耀说。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掌握的情况显示，机器换人目前没有大规模出现。

从长远看，技术进步是主流，高技术产业必将占据更多份额，对就业的影响有多大?劳动科学研究所鲍春雷博士承担了关于“创新驱动对就业影响”的研究课题，他表示，单纯考察技术进步对就业数量的影响，的确存在技术排挤劳动的状况，但着眼于整个产业发展与就业间的关系，则未必如此。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均表明，高技术产业发展对就业数量的影响具有二重性，一方面会因技术进步使就业数量减少，另一方面高技术产业的就业弹性在整个制造业中居于前列，产业升级本身会带来更高的产值增长，从而保证了就业增加，还会增强产业间的关联性，使产业分工细化，衍生出新的行业和就业岗位。“不宜简单地认定，技术进步、产业升级会带来失业增加。”

让创新驱动和促进就业良性互动

——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是社会进步的体现。稳就业，要让高技术产业与其他产业协同发展，重视服务业也不忽略实业

促进就业是政府的责任，但吸纳就业的主体——企业，其目的则是赚取更多利润。“不论哪类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都会逐渐采用更多新技术、新机器，这是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表明资本有机构成在提高。”陈耀说。他强调，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是社会进步的体现，相伴随的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固然给企业带来成本压力，但从整个社会来讲，恰恰是劳动者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生活改善的重要方面。“政府促就业，关键是鼓励创业，给吸纳就业多的企业以更多支持，对于发展过程中技术与劳动力自发的相互作用，做好监测就足够了，没有必要人为干预。”

郑东亮认为，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对就业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影响，关键是选择适宜的发展路径和有效的就业政策。“我国既面临巨大就业压力，又面临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的迫切任务，今后应当着力在产业调整升级的过程中，使其与就业良性互动，最终能够双赢。”

良性互动怎么实现?郑东亮表示，有三方面的重点。首先，推动高技术产业与其他产业协同发展。经济转型，国家多次强调要重点发展和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不意味着要偏废其他产业。我国劳动力素质总体不高，结构性矛盾突出，劳动力转移还不充分，当前在发挥高技术产业引领作用的同时，要同时注重发展有利于增加就业含量的产业，如制造业中的传统产业等，并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等。

其次，职业培训要与产业发展相适应。要加强职业技能开发，形成覆盖所有劳动力、持续整个职业生涯的职业技能培训体系，使劳动力及时有效满足快速变化的产业发展需求。

最后，要全面建立失业预警机制。机器换人，只要不是短时间内大规模出现，对就业总量不会有大的影响，需要防范的是突发、集中的技术更迭对就业产生的强烈冲击。“政府要做好监测，以尽早地发现苗头，及时采取措施。”

郑东亮认为，当前很多地方在加快推进创新驱动、产业升级，在此过程中要关注两种倾向。其一，企业自发推进的产业升级、机器换人，无须对其过多介入，但政府是否出手以财政支持等方式推动“机器换人”则有待商榷。

其二，说到促进就业，很多人认为就是要大力发展服务业。服务业对就业具有很强的带动作用，但服务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于第二产业。我国劳动力总量大，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实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