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商家也来看了产品，但都是只看不买。”李继勇说，2004年他拿出干装修积累下的千万资产搞玫瑰精油研发，2005年，生产出600多套精油产品。“北京门头沟农民生产出液体黄金”的消息，引起媒体的追踪采访，一时间，李继勇成为京城多家媒体关注焦点，但这并没有帮助他打开市场。

一开始李继勇不明白，自己的产品和国外精油同等价格为什么不被接受呢？

“后来搞清楚，市场上标榜的天然精油，多是勾兑出来的，成本极低。所谓的国外天然精油，基本都是假货。”许多消费者甚至连“玫瑰”和“月季花”都分辨不清，“而且长期消费假货后，早就把假货当真货了。”

白红彤也遇上过不辨真假的消费者。

“我从新疆伊犁薰衣草基地捎回一些薰衣草复合精油，按照成本价，10毫升大约三四百块钱，单方精油大约七八百。”结果是，白红彤的朋友都抱怨说：“美容院的假货都卖到1000多，托你买图的就是真货，我们不差钱。”白红彤哭笑不得。

“当年我从广东进的精油，成本8块钱，卖价是980元。”婷子(化名)向《瞭望东方周刊》说，“后来不卖了，因为这些假精油没有效果。”

“精油效果关键是植物活性决定的。仅有几块钱成本的精油，大都是化学合成的，没有植物活性，当然没有效果，而且还会对皮肤造成伤害，引发皮炎，严重者还会毁容，这些事故都被媒体曝光过。”白红彤说。

在广州的美国城走访发现，原来这些国外精油，“多是从国外买一大桶，然后勾兑分装到外文包装的精油瓶或软管里。”

“什么品牌的化妆品和精油都能给你勾兑出来。”

在美国城周边，活跃的是专门生产精油瓶子和软管的众多小企业，“甚至还精通到用拉丁文包装。”姚雷说，“这个市场一开始就乱了，售假行为无异于自砸牌子，这对精油产业的健康发展极为不利。”

芳香产业起步

“先从科研和基地建设搞起来。”作为中国第一代芳香植物研究专家，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王文忠痛惜当年国家花大力气发展起来的芳香研究，最终在市场经济浪潮里薄弱下去，产品“出口转内销”，错失发展良机。

承担“出口换汇”任务的香精香料，新中国成立伊始，就被上升到国家发展的高度。

新中国成立后，食品、日化品、药品等产品中的香精香料，主要从芳香植物的精油中提炼合成，精油是工业发展不可缺少的配套原料。当时不少加香产品依赖国外进口。王文忠介绍，为了建立本国的香精香料生产体系，当时的食品工业部要求中科院着手芳香植物研究，1956年中科院设芳香专题，从英国回来的植物专家俞德浚带领王文忠等年轻人，以丰富“东北、华北、西北”地区的芳香植物为主要目标，进行了引种和选育工作。

“芳香植物具有地域性，大都分布在北纬16度到23度之间的热带、亚热带。中科院植物所从国外引入的119个芳香植物品种，原产于欧洲和地中海区域的占41.3%。”王文忠介绍说，“引种方式主要是通过与国外种子交换和科技协定。”

“当时对生产急需的种类，如薰衣草、丁香罗勒、薄荷、留兰香等进行了广泛引种驯化。以薰衣草为例，1958年和1959年从苏联、保加利亚得到两批290克薰衣草种子。”

1964年，国家轻工业部把育种成功的薰衣草，从北京植物园引种到伊犁河谷、河南豫县、云南昆明和陕西西安试种。但只有在伊犁，依靠新疆建设兵团农四师65团、66团，薰衣草才从当初的几百亩扩大到如今上万亩的种植规模。

“兵团体制是伊犁薰衣草基地发展的保障。”白红彤分析指出，在国家轻工业部的重视前提下，靠行政命令发展起来的芳香植物种植基地只有在形成规模化种植后才能产生效益，“如今能大量出口的精油产品，大都产自当年国家靠行政命令大面积发展起来的种植基地，像伊犁薰衣草基地产量占到全国的90%以上，成为世界三大薰衣草原料出口地之一。云南桉叶油基地产量也占到了全国90%以上，主要出口欧美。”

形成这种格局的原因在于，“精油虽然涉及行业多，但毕竟是边缘产业，使用单一，销量单一，受大公司的垄断，价格在国际上不断变动，农户的小规模种植成本高，效益低下，进入不了国际主流市场，最后都退出了。”白红彤分析说，不仅如此，当初国内兴起的芳香研究课题组，以及轻工业部1956年支持创立的上海香料研究所等机构，都在需求有限的影响下，或转变研究方向，或改制转向企业。“计划经济时代的系统引种、种植、研究模式消于无形，加上低成本化工合成香精香料的批量生产，天然精油市场极度萎缩。”

国际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