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薪两万以上全“超标”

他们还从职业方面进行了划分。职业为科研/研发、律师、创意工作者、金融类的劳动者中周工作时数超过40小时的均占100%，会计/审计、医师、市场/营销、HR、其它等职业差异却不明显，但都明显高于咨询业的75%。

而从月收入来看，月收入20000元以上的被访者每周工作时数全都在40小时以上，月收入在5000~8000元和10000~20000元的被访者每周工作时数大于40小时的人数分别占其各自总人数的90%以上，月收入在3000~5000元和8000~10000元的被访者这一比例大约是八成，月收入在3000元以下的被访者人数比例最低，为77%。

亟须完善“过劳”相关立法

“即便如此，我国对‘过劳’问题的研究还很不足。”杨河清说：“我国的 ‘过劳’研究无论是研究成果，还是研究机构、研究队伍都很薄弱，远远滞后于社会对该问题研究的需要。虽然在上世纪90年代已经开始进行研究，但实际上，研究尚处在起步阶段。没有从理论层面全面、深刻解析我国劳动者过度劳动问题的发生和发展机理。”

他解释到，现在一方面，一部分劳动者深深卷入过度的市场竞争中，另一方面，仍有一部分劳动年龄人口游离于市场竞争之外，这两个现象在中国明显并存。

杨河清最迫切的希望是能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在加强多学科研究的同时，我们国家现在市场经济机制并不是很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尽管出台了一些，但是用于防治严重的 ‘过劳’现象，显得还很薄弱。”

调查显示：北京四成白领每天耗一小时在上班路上

科研/研发、律师、创意工作者、金融类的劳动者周工作时数超过40小时的均占100%

结论 情况比前几年加重

在此次的调查研究中，杨河清还从交通时间来对劳动强度进行了比量。

“随着我国经济水平飞速发展，城市交通拥堵也伴随而来，北京作为我国的大都市，道路拥挤状况尤为显著。从调查结果发现，64%的被调查者上下班交通时间在60分钟以内，但仍有36%的被调查者上下班交通时间超过了1小时。还有2%的被访者每天上班要花两个小时以上才能到达办公地。”杨河清说，这不能不算作是过劳的原因之一。

杨河清向记者介绍，对北京CBD白领劳动状态的研究，是这三年调查研究的部分成果。

因为，近年来，“过劳”或者 “过劳死”等词汇频繁见诸各类媒体，这几年过劳研究的结果已经显示出：我国的过劳问题严重。

他说：“早在2009 年12月6 日发布的《中国城市白领健康白皮书》 中披露：中国内地城市白领中，接近60%的人处于过劳状态。2012年8月底至9月初，《小康》 杂志社联合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做的一项调查显示，2011~ 2012 年度，69.4%的受访者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超时工作问题，甚至还有1.3% 的受访者每周工作80个小时以上。”

而这次的调查结果，明显又比前几次的状况更加严重，“每周工作时数超过40小时的占九成以上”。

“过劳死”认定体系缺失

过劳死到底有多严重?杨河清表示：“‘过劳’ 还会产生一系列负效应。过度劳动达到一定程度，会直接、间接地形成经济损失。德国联邦卫生部专家奥尔瓦德教授认为，在欧洲与疲劳相关的疾病已成为导致非体力劳动者长期无法工作的主要原因，欧盟由此造成的损失估计每年为 1100 亿欧元。美国职业压力协会也估计，疲劳及其所导致的缺勤和疾病、精神健康问题，每年耗费美国企业界 3000 多亿美元。

对个人来说，更严重的是“过劳死”。众所周知的是，近年来， 我国“过劳死”的案例确实越来越多。“如备受关注的2012年11月25日，歼-15飞机研制现场总指挥沈飞集团董事长、总经理罗阳在工作岗位上殉职，享年仅51岁。以及2011年‘普华永道女硕士过劳死’案等。”

杨河清认为：“这些案例，的确有一部分劳动者严重 ‘过劳’，但是报道中的这些人是否就属于 ‘过劳死’呢?显然，这样的报道至少是缺乏依据的。因为中国既没有医学意义上的，也没有法律上的 ‘过劳死’ 的认定体系， 当然，也就谈不上对 ‘过劳死’的认定。”

“拼搏”精神加重“过劳”

杨河清介绍，欧美国家过度劳动现象发端于 19 世纪，那个时期体力劳动者的过度劳动问题很广泛,不过， “过劳”这一词汇还没有出现。进入 20 世纪以后，这些老牌的发达国家陆续制定、完善了相关法律法规，同时，产业结构也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劳动条件得到改善。发生群体则更多地转移到脑力劳动者。20 世纪70 年代，过劳问题在日本大规模爆发,并且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才有日本学者提出“过劳”及“过劳死”的判定。

他说：“从日本和韩国的例子来看，在国家追求发展和企业追求利润的过程中，推崇 ‘勤奋’的东亚文化会对劳动者的劳动态度产生影响，如果没有一定制度措施加以保障，往往会出现‘过劳’问题，其极端表现就是‘过劳死’。”

“中国现在处于高速发展时期，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东亚文化强调的‘拼搏’精神更容易被加重。”也有学者提出过这样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