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消费大众对商家的敌对情绪有增无减。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二：

一是商家自身的不检点。层出不穷、此起彼伏的产品质量问题、价格欺诈问题、虚假宣传问题，从小作坊蔓延到声名赫赫的大公司，再发展到跨国品牌，一个个曾经的商业偶像倒下，让大众很难对作为整体的企业有信任感。

二是消费大众自身的短视与自私。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物价的不断上涨，让中下层民众生活压力增大;加上综合体制改革的滞后，很多人有一种强烈的被剥夺感。愤懑的情绪主要有三个发泄对象：外国(包括邻国与西方国家)、官方与商家。外国隔得很远，对官方无能为力，只有对商家的不满能找到一个发力的载体：政府。大众依赖从网络中获得的集体话语权，逼迫政府对商家进行管制和打压，而政府也乐于扮演这一角色。大众和政府对此有着难得的共同点：都缺乏对自由市场的认知和信仰，都迷信行政权力的功效。

于是，在网络舆论的推波助澜下，限价、限购、限贷、增加企业设立门槛、设立经营许可、强行与国企合并等干预微观市场的措施不断出台，只是出发点是向着消费大众的，都能得到网民的欢呼。涨价损害了我的利益，我就要骂娘;政府不让涨，我就欢迎—逻辑就这么简单。要让公众从实践中悟出真正的道理，发现自己的真实利益，似乎很难。

在今后几年，中国市场上的企业都将处在这样的政策与舆论环境中，不得不与不耐烦的消费者打交道。

走出“加害者”与“受害者”的循环

企业怎么办?

适应环境，隐忍求生!与政府是难以争辩的(正如这次联合利华所做的一样)，与消费者也难以讲道理。消费者大多是感性的，靠印象与感觉思维，你不能指望他们像法学家一样一五一十地与你辩明是非曲直，甚至不能指望他们听你把事情的前因后果讲清楚—靠着钻研消费者的这些思维方式，企业挣了不少不该挣的钱;当消费者以同样的思维来反击企业的时候，企业不得不花费一些冤枉钱。两者大体上扯平了。

从本质上说，企业都是功利的、务实的动物，迎合大众、顺应潮流是不二之选。此次联合利华陷入“涨价门”，虽然它在法律与伦理上并没有明显过错，但从商业的现实主义逻辑来讲，它可以做得更好。比如，在中国“两会”刚开过不久、举国上下对CPI指数非常敏感的时候，应该尽量扛住涨价的压力(哪怕自己短时期少赚钱或不赚钱);即使要涨，也可以分阶段地、一点一滴慢慢往上涨，不至于成为出头鸟;最重要的是，即使涨了10%或者更多，也不要说嘛!你看人家宝洁这回做得多好，记者们满世界找他们的人发个言，就是找不到一个人，听不到一句话的说法。到中国这么多年，宝洁学会了中国人的政治。

说到这里，似乎大大小小的企业都是社会的“弱势群体”，是各种显规则、潜规则的“受害者”。也不尽然。在很多时候，企业是很强势的，它是唯一的一种以自己的利益为目标、又有灵活的资源调配权力的组织，干起事情来比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更方便，动力更足。在忽悠消费者、压榨消费者利益上，大多数企业是不遗余力的。这些时候，它表现为“加害者”的角色。前不久，联合利华就与宝洁一起密谋垄断欧洲市场，干了几年的坏事。从“加害者”转变为“受害者”，角色说变就变，上下两重天!

不少中国人会说，这是报应，即使中国发改委这次处罚错了，联合利华也不冤，它刚刚做过坏事!我不赞同这样的看法。现代社会，要讲究责罚对应，一事归一事，一码归一码;只要没有犯天大的过错，都不要把一个人、一个企业看死。

怎么让企业走出这种“加害者”与“受害者”的循环，过上安稳的、受人尊敬的日子?只有一条路：不做坏事，不做不能公之于众的事，在消费者心中建立起稳固的信任。这要求企业不仅严格遵守法律，还要谨守商业伦理的分际—克制牟取超额利润的冲动，不过度使用营销手法，诚心诚意对待消费者。

或许，还需要相关的企业、行业建立共同体意识，整体提高商业道德水准。否则，总会时不时有企业要为公众的愤怒情绪“背黑锅”。我们不妨仔细思索一下汉高向当局自首，揭发同行，这样的事情，可能发生在中国的企业中吗?汉高的行为，需要有怎样的企业内部道德水平，以及社会共同的伦理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