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投资保险的时候，还有一个叫双十原则，就是拿你年收入的十分之一来投你年收入十倍的保障，比如说我们现在一般的家庭，年收入刚刚组建起来可能是十万，应该用一万块钱的年保金来实现全家一百万的保障额。

李南：购买保险确实是非常实用的投资，除了投资保险之外，你对礼金的打理还有其他什么建议吗？

陈柳：第一，要记账，把每日每月的开销都要进行一个记账，知道每月花了多少，花到哪，算是一个非常详细的家庭财务报表吧。第二，要做一个定期的投资。比如银行的理财产品像人民币理财、信托理财，或者是股票型基金，不过身为年轻人也可以追逐一些高风险的，或者是说风险等级比较高的产品。当然我更建议刚刚组建家庭的新人，还是应该扎扎实实走好每一步。

红包压力不堪重负 年关下"红色大战"咋办

红包压力让很多人不堪重负 拜金、攀比之风导致人情变质

“年关年关，过年即过关”，这个本来已经消失的现象如今却成了大多数城市人的真实写照。每到过年，亲戚朋友同事扎堆儿结婚，红色喜帖如“炸弹”来袭，原本接到朋友或同事、同学的喜帖应该是好事，可伴随而来的是红包压力，动辄成百上千，不胜其扰、不堪重负。可即便如此，生活在人情社会的我们，却不得不咬牙赴宴，人情未必升温，可是腰包一定见瘪。

很多人都不明白，一场本应充满温情的结婚喜宴怎么变成了“红包争夺战”？难道人情就非得要用钱来衡量吗？为什么我们与朋友、同事和同学之间不能形成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感情呢？

不能承受的“红色之重”

一位网友在网上发帖求助：“年关将至，收到喜帖好几份，不去吧，人情难却，去吧，可怜的工资全部奉上还不够，到底该怎么办？”

有一项调查显示：大约七成职场人在2009年参加过婚礼，为此支出的喜钱是人均200元/场；同时有六成职场白领认为参加婚宴带来的经济压力很大，甚至有人表示还要借钱才能“过关”。

当然也有人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逃避婚宴，对于外地来京工作的人来说，回家过年无疑是个很好的借口，提前几天走，晚几天回来，同事朋友的婚礼自然不用参加了。但是逃过了北京，还有老家，北京随礼的“行情”还算正常，普通同事也就是200元左右，特别要好的至多500元，但到了老家，有些地方的“礼钱”可就高得可怕了。一位受访者对记者说，在她老家随礼八百一千元是很平常的。

目前，有很多人在网上提倡一种“婚宴红条”：一张贺卡，写上祝福，并在上面注明“来日可凭此条参加本人婚宴”，然后封入红包即可充当礼金。这显然是一种无奈，而且也不被多数人所看好，一位受访者就表示：“要是让朋友们知道多没面子啊！要是经济紧张，我宁可不去参加婚宴也不能送‘红条’。”

红包，已经成为城市人不能承受之重。

不要把红包当成民俗张扬

有人表示，尽管不能承受，但还得咬牙承受，毕竟这是一种民俗不能不遵守。但是礼尚往来怎么就变成了金钱往来和相互攀比呢？庄子说“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如醴”，难道现在的人与人交往都成了小人之交吗？

著名社会学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表示：“人情礼节、礼尚往来确实是中国的传统，但在现在市场经济之下，很多时候这个习俗已经变了味道，成了拉关系、助长不正之风的东西，甚至成了有些掌握权力的人寻租的方式，正是这些人带坏了风气。一般的礼尚往来应该有，但是不要跟风介入，要和不正之风区别开来。”

著名文化专家、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河认为：“逢年过节，婚丧嫁娶，送个红包无可非议，但是把送红包变成普遍的、最高的交往原则，人为地把交往范围分成三六九等，必然会导致拜金交往和攀比。把红包当成民俗张扬下去，这很可怕。因为红包遵循的是上限原则，人在交往中很容易重视送的最多的人，而不是最少的。”

“红包文化”导致人情变质

红包以前也叫“随份子”，夏学銮说：“在过去，这源于社会生活中小范围的互助原则，在农村倘若谁家有红白喜事，就会负担很重，这时候亲戚朋友、包括同村的人都会来‘随份子’，帮助其渡过难关。这种时候办事的人是不能赚钱的，倘若因此赚了钱，是要被人看不起的。”

李河解释说：“其实红包文化，并非中国独有，而是整个东亚文化的一部分，日本、韩国都有送红包的习惯。不过需要说明的是，传统文化中的‘礼’和‘仪’是紧密联系的，而且‘仪’是重心，比如通过婚宴等各种仪式来实现人情上的互相抚慰，这种仪式感是一种强烈的精神内容，物质上的内容是其次的。现在的‘红包文化’导致拜金交往，精神含量降低，人情变质了。”

很显然，注重红包的厚薄和含量，恰恰使得人际交往之间的人情淡薄，已经失去了礼尚往来的真义。

不要死要面子活受罪

每到年关节下，面对纷至沓来的“红色炸弹”，左右为难的年轻人又该何去何从？

夏学銮为年轻人提供了几条建议：“首先要量力而行，平等往来，照钱送礼，因为红包很多时候是互有往来了，人家或许先送了你，你自然要还；其次，不需还礼的千万不要介入，量入为出，不要死要面子活受罪；此外，不要跟风，特别是不正之风，不要有虚荣心、与人攀比。”

李河则介绍了他在外国见到的送礼情况：“西方一些国家把这个叫做token，意思是小礼品。我在荷兰、美国、澳大利亚游学的时候见过很多，他们送的那些礼品往往小得不能再小，金钱含量很少，但非常精美，费的心思很多。‘红包文化’中的拜金交往色彩很重，特别是对于孩子们来说未必是好事，当孩子坐在那里数压岁钱，比较谁给的钱多的时候，那就是一种负面教育了。”